黃河古渡大慶關

撰文/王小偉  楊  真

      黃河在數(shù)千年流淌遷徙中，漫漫的故道訴說曲折身世；茫茫沙土，埋藏著動人的故事。黃河古渡，見證歷史滄桑，千年大慶關，訴說著發(fā)展變遷......

      清王兆鰲《朝邑縣后志》載：“大慶關，在縣東三十里，春秋時為蒲關，戰(zhàn)國時為臨晉關，唐為蒲津關，宋改今名，關舊在河西，至明萬歷二十六年河潰岸西徙，關又居河東，今河西亦稱新大慶關，巡檢司稅課局今在焉?！?/strong>從志書中朝邑縣縣境圖清晰可見新舊大慶關的位置。

《朝邑縣后志》載大慶關的位置圖(大荔縣檔案館館藏）

大慶關，是黃河重要的古渡口和秦晉間的重險之地。追溯其歷史，秦昭襄王二十年（前287年）始作浮橋于河，這便是臨晉關最早的浮橋。

《史記·正義》載：“秦昭王五十年（前257年）初作河橋，在同州東渡河，即蒲津橋也。”

西魏文帝大統(tǒng)三年（537年）“春正月，東魏寇龍門，屯兵蒲坂，造三道浮橋渡河。”

唐杜佑在《通典》中記載：“橋自后魏訖唐初，皆橫亙百丈，連艦千艘。”

《平民縣志》有段這樣的描述：“唐之蒲津橋渡，密邇而京師，晝則船墻林立，夜則燈火萬點，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見。今則蘆荻滿目，波浪驚心，敗渚頹垣，荒涼一片，顧瞻黃河不勝今昔之感。”

唐玄宗《早渡蒲關詩》有“地險關逾壯”，描述了當時大慶關的盛況。唐玄宗開元九年（721年）修建蒲津舟橋，與河陽橋、太陽橋并稱“黃河三橋”。唐代以京都長安為中心，輻射值京畿四周的“近關”，四方驛站，以關布向。“自萬年至于渭南，其驛六，其蔽曰華州，其關曰潼關。自華而北，其蔽曰同州，其關曰蒲津……”

宋太宗興國六年（981年），黃河泛濫，洪水沖過堤壩溢入河中府（今山西省永濟市蒲州鎮(zhèn)），大慶關漫于河中，后來又移置新的關渡于黃河西岸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年）,改蒲津關為大慶關。宋仁宗嘉佑八年（1063年）秋，黃河大漲，沖毀蒲津橋。

明憲宗成化年間（1465—1487年），黃河在大慶關以南偏西流，但大慶關修在河西。到了神宗萬歷年間（1573—1620年），大慶關以北的一段黃河改道偏西南流，直通朝邑縣城，大慶關遂被隔在河東，1934年又回到河西。大慶關本屬官渡，清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年）后，黃河岸因水患而“連歲崩徙，船只飄沒無存，關渡漸廢，改為農(nóng)渡。”

《平民縣志》載“大慶渡口，孟明焚舟以報晉，李闖渡河以亡明，蓋秦晉交通之咽喉，關陜兵事之隧道也”，足見它是何等的重要。春秋時，大慶關所在地雖為秦晉交通之咽喉，但在黃河西岸并未設城關。公元前631年，秦穆公派孟明視從此渡河伐晉。孟明視從此渡河后將船全部燒毀，背水一戰(zhàn)，大敗晉軍，史稱濟河焚舟。戰(zhàn)國初魏文侯任命吳起為主將，攻克秦國河西地區(qū)，修筑臨晉關于此。長久以來兩岸并無橋梁，靠渡舟往來。昭襄王十五年，修建了臨晉關最早的浮橋。

西漢漢王二年（前205年），劉邦東出大慶關，攻克河內(nèi),俘虜了殷王邛。東漢建安十六年（211年），馬超、韓遂據(jù)守潼關，曹操攻打潼關，久攻不克。于是，曹操從北繞道西渡大慶關據(jù)河西為營，進擊馬超，迫其潰退潼關。

北魏孝昌三年（527年），蕭寶寅占據(jù)關中，長孫稚等奉命討伐，謀士楊侃說：曹操不走潼關，而渡河攻取大慶關。是因潼關是險要之地，守御已經(jīng)完備，無法所施其智勇，不如從北邊繞道進攻，渡河而西，攻破大慶關，深入關中腹心之地，必置叛軍于死地。他建議采用此策平叛。此后西魏文帝大統(tǒng)三年（537年）東魏也取此計，建造三道浮橋渡河攻擊西魏。

隋末，李淵父子能順利引兵自太原而下攻取長安，也主要是由于大慶關守將的不戰(zhàn)而降。

東魏高歡、西魏丞相宇文泰、隋文帝都在大慶關建造過浮橋，大慶關是溝通古時河北之交通要道。山西、河北乃至遼東一帶物資均自此通過?！端鍟分姓f：“隋文帝開皇年間，諸州調(diào)運物資，河之南從潼關調(diào)運，河之北從大慶關調(diào)運，輸運長安”。

到了唐玄宗開元盛世，國力強盛，經(jīng)濟繁榮，唐王朝又特別注重其山西發(fā)家之地，而舊的橋梁遠不能滿足需求。兵部尚書張說云：黃河上有三橋，蒲津橋是其中之一。而蒲津關是關中東北要沖之地，黃河東岸通行必經(jīng)此道。舊的蒲津橋橫亙百丈，橋下連接艦船千艘，船只用竹索鏈接。

但是竹索浮橋，不耐久，不堅固，每當春天冰雪消融，洪水塞川而下，就沖斷橋索，破壞浮橋，阻斷交通。這種現(xiàn)象每年都有。一旦出現(xiàn)中斷，必定影響京師通行之路。對大慶關于溝通河北有著戰(zhàn)略意義。

于是唐玄宗特頒詔書，任命兵部尚書張說總攬修建“秦晉通衢”蒲津橋。既而，天下能工巧匠皆匯聚于此。工程于開元九年（721年）開工，開元十二年告竣。唐時，黃河經(jīng)此分兩股，主流靠東，兩流居中處有“中潬城”一座，而蒲津橋就架設于主流之上，跨度大約360米。清王兆鰲《朝邑縣后志》中：“鐵牛在縣東蒲津，唐開元十二年鑄”，說的就是這件事。

新修的蒲津橋，以耕牛為模本熔鐵為地錨，黃河東西兩岸各置四尊鐵牛，牛座下再鑄六根鐵柱作為鐵樁，牛旁各立一鐵人，牛尾施鐵索，以系浮橋。中間兩座鐵山，一根穿孔鐵墩，當鐵索束于鐵軸，經(jīng)鐵山而繞于鐵墩，橫杠串入鐵墩之孔，推杠而鐵墩轉(zhuǎn)動，就會抻拽橫陳河上鐵索或松或緊，以使浮橋平穩(wěn)暢通。

八尊牛與鐵人加上鐵山、鐵柱、鐵鏈等分散的鐵構(gòu)件，其用鐵總重量當一百三十萬斤以上！用掉了當時全國產(chǎn)鐵量的五分之四。人們稱其為蒲津橋“橫亙百丈，連艦千艘”，“鏈如游龍，勢若長虹”，成為維系京畿及北方邊關重鎮(zhèn)的天塹通途。

鐵牛和鐵人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。宋人釋普寧就稱頌陜西鐵牛，寫詩言道：“骨格純剛蹄角全，軒然鼻孔自遼天。不貪陜府欄邊草，啃遍耕翻祖父田。”今日陜西大荔縣范家鎮(zhèn)，民國時期叫烏牛鄉(xiāng)，鄉(xiāng)屬中有南烏牛村、北烏牛村，這些地名的來歷，都是對鐵牛的永恒紀念。

蒲津橋修建后，大慶關變得繁華起來。它雖然不大，但由于是秦晉商旅往來的交通要道，所以城里也很繁榮。街道兩旁，商號林立，茶坊酒肆，秦樓楚館，旅舍客棧，所俱齊備。雖然沒有通都大邑那種紙醉金迷般弦歌曼舞的奢華，卻不乏繁盛商城人物輻輳、熙熙攘攘的景象。《平民縣志》有段這樣的描述：“唐之蒲津橋渡，密邇而京師，晝則船檣林立，夜則燈火萬點，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見。”

民國十七年黃河大慶渡(大荔縣檔案館館藏）

北宋治平三年（1066），黃河水泛濫成災，洪水沖擊浮橋并，橋體沖斷，大慶關漫于河中，后來又移置新的關渡于黃河西岸。大慶關四只鐵牛被沖到下游的泥沙中。真定和尚懷丙應募打撈鐵牛，他在兩艘大船上裝滿泥沙，然后將船開到鐵牛沉沒的地方，讓熟悉水性的人帶了很結(jié)實的繩子，潛入水底，將繩子綁到鐵牛上，繩子另一端栓在船上，懷丙和尚指揮眾人把船上的泥沙鏟入河中，河底的鐵牛依靠大船和自身的浮力，逐漸離開河底懸在水中。人們奮力劃船回到浮橋處，將鐵牛拖回原處，使兩岸的浮橋重新連接起來。

懷丙打撈出三尊鐵牛，周圍人說打撈鐵牛太簡單了。懷丙生氣地離開。人們按照懷丙的方法打撈剩下的一尊鐵牛，但無論如何都打撈不上來，任由它沉入河底。但依靠剩下三尊鐵牛，人們還是恢復了蒲津橋。

蒲津橋,唐朝人視為永不沉沒的大河橋。其后經(jīng)歷了500年的風雨滄桑，最終還是消逝在了歷史的驚濤駭浪之中。金代末年，蒙元與金朝在黃河岸邊，發(fā)生歷時八年戰(zhàn)役，史稱“蒙金拉鋸戰(zhàn)”。也就是在此期間，河東蒲州城及河西大慶關遭受重創(chuàng)，鸛雀樓遭焚，蒲津橋被燒。

元明之際，人們毫無節(jié)制地墾荒，導致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極度惡化。那條被中華民族視為母親河的黃河，由于上游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壞，于是再一次桀驁不馴起來。尤其黃河中游小北干流沿河一帶歷經(jīng)了長達二百余年的水患侵擾，河床很不穩(wěn)固。

明初，大將軍徐達曾重造河橋攻打大慶關，再取陜西，但不久浮橋即被沖毀。明代先后四次重修蒲津橋，但每次重修不久，就被沖毀。想再次在蒲津關造橋就成為了夢想。秦晉間只有靠舟楫互通往來。

至于蒲津橋剩下的鐵牛，朝邑歷代縣志均沒有鐵牛圖，但文字記載鐵牛地錨已在明代中期就沙淤，漸次俱埋泥沙中，不見蹤跡。而河東岸的蒲州，據(jù)清代乾隆版《蒲州府志》，繪有一幅“城西鐵牛圖”。按圖所示，此時黃河像是西移已久的模樣，而泥沙已淤至鐵牛策牧者膝蓋部位。西邊不遠處書有“大慶關”字跡的牌樓巍然屹立，其后不知何時東岸鐵牛也都沉入泥沙之中。

1989年秋山西永濟縣蒲津橋東岸四尊鐵牛清理出土，東岸遺物歷1250余年，原貌依舊，與志書記載無異。因為老大慶關已位于山西境內(nèi)，山西打算發(fā)掘西岸大慶關四尊鐵牛。但是，由于千年鐵牛沉埋泥沙日久，重見天日后即會出現(xiàn)風化現(xiàn)象。鑒于鐵質(zhì)文物保護仍是世界難題，國家文物局立即批示停止對大慶關四尊鐵牛的勘探發(fā)掘，并做好已出土鐵牛及附屬文物的保護利用工作。

蒲津關遺址(大荔縣檔案館拍攝）